志愿军花木兰的故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其实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女扮男装的英雄还有不少。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及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即德意志视角的所谓“德意志解放战争”（1813—1815）当中，就涌现了好几位保家卫国的花木兰。
中欧有一个地区叫蒂罗尔（Tirol），主要是德语区，在今天分属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但在历史上，从14世纪起就属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我们知道，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是反对拿破仑的主力之一，面对拿破仑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多次割地赔款，蒂罗尔地区就被拿破仑占领了。
德意志南部的比较强大的邦国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在文化上接近，同样笃信天主教，原本是是奥地利的盟友。但在1805年，巴伐利亚眼看战局对奥地利极为不利、拿破仑似乎不可战胜，于是倒戈投奔了拿破仑。在拿破仑扶植下，巴伐利亚升格为王国，还获得了被法军占领的蒂罗尔地区。
得到了这块新地盘之后，巴伐利亚政府不但不懂得如何笼络人心，还横征暴敛，干预本地的风俗、强行征兵，这就招致了蒂罗尔人民的仇恨。他们在1809年发动了起义，并得到了奥地利朝廷的支持。蒂罗尔起义军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的客栈老板，此人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起义军打得相当不错，多次击败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队。但很可惜，因为奥军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的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败，整个国际形势对奥地利十分不利，最后奥地利皇帝不得不与法国议和，并放弃了对蒂罗尔的主张，也就是说，奥地利中央政府抛弃了为奥皇而战的蒂罗尔民众起义军。安德烈亚斯·霍费尔兵败后被法军抓获并处死。他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壮的奥地利民族英雄。
以上是蒂罗尔起义的大致故事。在这场起义中出现了一位女英雄朱赛皮娜·内格莱利（Giuseppina Negrelli，1790—1842）。懂德语的朋友肯定会注意到，她的名字并非德语，而是意大利语。蒂罗尔有少数说意大利语的人口，但他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主要认同维也纳的奥地利朝廷。朱赛皮娜的父亲是一位自学成才、家境富裕、爱读书、有见解的木材商人，朱赛皮娜有一个弟弟阿洛伊斯·内格莱利（Alois Negrelli）后来成为著名的工程师，参与过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在这样的家庭里，在父亲的悉心教育下，朱赛皮娜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姑娘，而非那种娇弱的闺房小姐。
蒂罗尔起义爆发后，朱赛皮娜剪短了头发，换上男装，化名为朱塞佩，加入起义军。据说有一次她识破了一名乔装打扮为平民、企图越境刺探的法军上尉；她可能还率领其他一些女兵参加了战斗。拿破仑第一次退位之后，朱赛皮娜被奥地利朝廷授予勋章，后来就退出了公共舞台，不过据说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父亲还为她写了一部传记。
还有一位名叫卡塔琳娜·朗茨（KatharinaLanz，1771—1854）的蒂罗尔女子也参加了反抗法军的斗争，被誉为蒂罗尔的圣女贞德。不过她并没有女扮男装，而是以女人的身份参加战斗。在1797年4月2日的施斌厄斯（Spinges）战役中，蒂罗尔的爱国民兵与法军的一个师对战。据民兵指挥官回忆：“这里有一位来自施斌厄斯的农家姑娘，她把裙子束紧，头发飘舞着，站在公墓的墙上猛力挥舞干草叉，击打爬墙的敌人。”这成了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女英雄形象。
朱赛皮娜和卡塔琳娜的故事发生在奥地利边陲，但她们的威名不胫而走，传到了遥远北方的普鲁士，传到了一个名叫艾丽奥诺拉·普罗哈斯卡（Eleonore Prochaska）的姑娘耳中。懂德语的朋友一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姓氏一点都不德意志，反倒非常斯拉夫。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与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德意志民族，尤其是以普鲁士人为代表的东部人民，特别是普鲁士贵族，其实混杂了相当高比例的斯拉夫血统，并使用斯拉夫风格的姓名，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很多名字以“斯基”结尾的德意志人。话说回来，就连“柏林”这个词，其实也是源于斯拉夫语，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德意志民族认同。所以，希特勒之流对斯拉夫民族的歧视，是十分荒唐的。
艾丽奥诺拉于1785年出生在普鲁士的驻军城市波茨坦，父亲是普鲁士近卫军里的一名士官。艾丽奥诺拉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没过多久，英普奥等国联合出兵干涉法国大革命，是为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2—1797）。艾丽奥诺拉的爸爸也随军出征，而她的妈妈去世了，于是这个小姑娘被送到波茨坦的普鲁士军队孤儿院。1797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拥有拿破仑等一大批优秀军事家的法国大获全胜，一部分德意志土地被法国吞并。艾丽奥诺拉的父亲退役，与女儿团圆，此后以退休金和教授音乐课程为生。
艾丽奥诺拉在席卷全欧洲的战火中长大成人。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多震撼世界的大事，比如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争霸欧洲，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斯塔特战役中惨败于拿破仑，在随后的屈辱和约中普鲁士被迫割让将近一半的领土。国耻让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爱国主义成为德意志社会中的一股强大潮流。
出生于军旅之家的艾丽奥诺拉虽然是女儿身，却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渴望冲锋陷阵，把德意志土地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她特别关注1807年末西班牙人民对法国侵略军的抵抗，以及多年来蒂罗尔地区人民的反法斗争。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了朱赛皮娜和卡塔琳娜这两位女英雄的鼓舞，艾丽奥诺拉于1813年底离开了家，女扮男装，化名为“奥古斯特·伦茨”（August Renz），加入了吕措志愿军（Lützowsches Freikorps）第1营。
吕措志愿军是普鲁士王家陆军的一支部队，得名自指挥官路德维希·阿道夫·威廉·冯·吕措男爵（Ludwig Adolf Wilhelm Freiherr vonLützow，1782—1834）。与普鲁士的常规部队不同，吕措志愿军接受来自德意志所有邦国、而不仅仅是普鲁士的志愿者。因为此时很多德意志邦国站在拿破仑那边，或者暂时没有与拿破仑公开作战，所以这些邦国的民众如果想要与法国人作战，一条重要的道路就是参加普鲁士的吕措志愿军。
吕措志愿军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戏剧家特奥多尔·科尔纳（Theodor Körner，1791—1813），后来的著名作家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男爵（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体操运动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后来发明了“幼儿园”概念的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öbel，1782—1852），等等。
艾丽奥诺拉的上司、奥托·普罗伊瑟（Otto Preuße）少尉后来写道：“我们在易北河畔的桑道（Sandau）扎营的时候，我们连里来了一个叫伦茨的猎兵，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个叫普罗哈斯卡的姑娘。他成了侧翼的标兵。他身高5尺8寸。我们领到了英国造的皮鞋，那些鞋对我们来说都太大了，但对伦茨来说却太小，于是我不得不专门给他加工了一双。他说话不怎么文雅，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是个姑娘。另外他在野营时做饭特别好。”
5尺8寸大约相当于1.72米，对于女性来说，放在今天也不算矮，而且艾丽奥诺拉看样子是个大脚姑娘。
在9月16日的格尔德（Göhrde）战役中，艾丽奥诺拉第一次接受战火洗礼。格尔德位于今天德国北部的下萨克森州，当时属于汉诺威选侯国。当时英国的王室汉诺威王朝就来自北德的这个小邦国，英国国王同时是汉诺威选帝侯。不过，早在1803年，汉诺威就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了。
1813年初，拿破仑率领法军主力正在德意志东部的萨克森。而法军在德意志境内的另一支大部队就是达武元帅的第13军，以汉堡为大本营。由俄国、普鲁士、英国等势力组成的反法联军在北德的多支部队被整合到一起，由瓦尔莫登指挥。他的使命就是切断达武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络，断了拿破仑的退路。
值得一提的是，瓦尔莫登手下有一个英国的火箭炮旅。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精度很差，英军名将威灵顿公爵觉得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吓唬马匹。有一位英国军官这样描述当时火箭炮发射的情景：
“火箭兵在路上安置了一个小的铁三角架，然后将一支火箭放置其上。开火的命令下达了，动用了点火棒；摇摆不定的火箭开始喷吐出火星，摇了摇它的尾巴一秒钟左右，然后沿着公路径直飞了出去。一门炮正好在它飞行路径上，火箭头部的弹丸就在那门炮的两轮之间爆炸了；炮手左右倒下；其他大炮的炮手各自逃命，这个炮兵阵地一瞬间就被抛弃了。真是奇怪，但的确是这样的。”
在1813年9月16日的格尔德战役中，英军火箭炮大显神威，让撤退中的法军阵脚大乱。最后法军溃不成军，损失了1500人，而联军的伤亡也有500人。格尔德战役是联军对德意志境内法国驻军的第一次胜利，切断了从法国穿过汉诺威向萨克森和柏林等地延伸的交通线日的莱比锡战役的战局也有很大影响。我们知道，这是拿破仑的最后决战，他在莱比锡兵败之后就一蹶不振，于1814年春季投降并退位。
所以格尔德战役的规模虽小，对大历史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但对我们的故事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战役期间，在从火线抢救一名伤员时，艾丽奥诺拉不幸被霰弹击中，身负重伤。一名战友赶来搭救，这才发现了她的线日，她伤重不治，为国捐躯。
1813年10月7日的一份报纸写道：“今天上午9点，在格尔德战役中负伤的艾丽奥诺拉·普罗哈斯卡的遗体得到安葬。她在吕措志愿军中以猎兵的身份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神圣事业。她像圣女贞德一样勇敢地为祖国和国王战斗……为她送葬的队伍中有汉诺威和俄国-德意志猎兵、内阁大臣与御橱总管大臣冯·格罗特伯爵，她的指挥官、陆军上校冯·吉尔曼赛格伯爵，以及本单位的全体军官，他们都向这位女性的突出勇气与英雄主义致敬。”
女英雄艾丽奥诺拉一下子成为普鲁士家喻户晓的名人，被誉为“波茨坦的圣女贞德”，成为许多诗歌和戏剧的主题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福斯特（Friedrich Christoph Förster，1791—1868）在年轻时以吕措志愿军少尉的身份参加了格尔德战役。他在1863年出版的书中写道，当时艾丽奥诺拉为了鼓舞战友，捡起了一面被丢弃的战鼓，敲着鼓带头冲锋。她负了重伤之后向福斯特说出了真相：“少尉先生，我是个姑娘。” 福斯特的说法风行一时，但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因为之前的一手材料都说艾丽奥诺拉是在抢救战友时中弹的，并且她是向马克沃特（Markworth）中士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吕措志愿军的女鼓手”已经成了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神话。
吕措志愿军还有一位名叫安娜·吕灵（Anna Lühring）的花木兰。她于1796年出生于不来梅，是一个木匠的女儿。艾丽奥诺拉·普罗哈斯卡的故事让她大受鼓舞，于是在1814年2月换上自己兄弟的衣服，离家出走，化名为爱德华·克鲁泽（Eduard Kruse），加入吕措志愿军，随部队参加了攻打于利希城（Jülich）的战斗。身份曝光后，她仍然留在部队，后来成为柏林的名人。1815年2月4日，吕灵在家乡不来梅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嫁人成家，但经济条件拮据，直到1860年才在曾经的吕措志愿军战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笔退休金，于1866年8月25日在汉堡去世。
艾丽奥诺拉·普罗哈斯卡捐躯沙场，安娜·吕灵生活拮据，而同时期的另一位德意志花木兰就比较幸运了。她的名字是弗蕾德里克·克吕格（Friederike Krüger）。她于1785年出生在梅克伦堡的弗里德兰，父亲是获得了解放的农奴。她自己先是当女仆，后来学裁缝手艺。
1813年初，普鲁士王国宣布动员，准备迎战从俄国兵败撤回的拿破仑。弗蕾德里克决心响应动员，投身军旅，于是剪掉了长头发，穿着自制的男式服装，去征兵处报道。因为当时局势混乱，动员很仓促，征兵时没有体检，所以她没有被发现，顺利加入了普鲁士王家陆军第9步兵团第1营，营长是冯·施密特少校。在战斗中，弗蕾德里克表现英勇，得到了战友们的好评。有一次进攻时，她呼喊的尖细嗓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于是她的身份“露馅”了。但因为她一贯表现突出，所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恩准她以真实姓名继续服役。
弗蕾德里克参加了1813年8月23日的大贝伦（Großbeeren）战役。大贝伦在柏林附近。拿破仑企图占领柏林，从而迫使普鲁士退出反法同盟，但拿破仑的运气实在不太好：天气恶劣、连降大雨、道路状况极差、法军主帅乌迪诺患病，柏林以南又有许多湖泊和沼泽……这一切都使得法军举步维艰，在大贝伦被击退。拿破仑还不甘心，又命令米歇尔·奈伊元帅接替乌迪诺，再次尝试进攻柏林，这就是9月6日的丹纳维茨（Dennewitz）战役。
弗蕾德里克也参加了丹纳维茨战役。她作战极其英勇，身负重伤，在战场上被扎斯特罗上校晋升为团长近卫连的士官。她还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伤愈之后，她继续在普鲁士军中服役，与拿破仑军队对抗。1814年，她跟随普鲁士军队胜利开进了巴黎。1815年拿破仑第二次退位之后，弗蕾德里克才终于退役。因为她的功勋，她从普鲁士国王那里获得了72塔勒的退休金，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那里获得了50塔勒的退休金。
在一次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的聚会上，她认识了士官卡尔·科勒（Karl Köhler），于1816年3月5日在柏林驻军教堂与科勒结婚。国王自掏腰包为她准备了嫁妆，科勒则被国王任命为高级税务官。普鲁士国王亲自当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的教父，梅克伦堡的大公则担任他们第一个女儿的教父。弗蕾德里克享尽了王家的恩典，最终于1841年5月31日病逝。
约翰娜·施泰根（JohannaStegen）于1793年出生于德意志北部汉诺威选侯国的吕讷堡，是制盐工人的女儿。1813年4月2日，在吕讷堡附近，拿破仑军队与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发生交锋。看到吕讷堡随时可能被普鲁士和俄国军队解放，吕讷堡市民也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法军。
法军将领约瑟夫·莫朗（JosephMorand）的部队遭到吕讷堡市民的猛烈射击，不得不撤往一座小山，法军在那里还有一个完整的步兵营。但因为遭到俄军炮击，莫朗无法继续撤往别处。于是他决定撤到吕讷堡城内，与那里的一个萨克森步兵营会师。萨克森此时还是拿破仑的盟友。莫朗相信，在城里能够更好地抵抗俄军骑兵。
根据传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约翰娜·施泰根用自己的围裙给普鲁士部队运送弹头和火药，对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被称为“吕讷堡的英雄少女”。法军遭到普军、俄军和吕讷堡起义市民的几面夹击，只得投降。莫朗在几天后伤重不治身亡。
上述的几位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的女英雄，都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她们的理解和阐释也各不相同。在民族主义者眼中，这些德意志“花木兰”是值得歌颂的爱国者，因为她们勇敢地站出来抵抗外辱，捍卫本民族的自由；在民主主义者眼中，她们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好公民，是农民和资产阶级阶层的优秀代表；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她们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谁说女子不如男”，所以是女权主义的先驱。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几位女英雄都并不是那种脱离本阶级或者性别身份的激进的反叛者。她们都是“忠君爱国”的，她们的壮举都支撑了本国的帝王和朝廷，因此也得到君主的赏赐与恩典。她们大多在完成了从军杀敌的壮举之后就重返平民女子的“本分”生活，结婚生子，而并没有投身于促进女性权益的运动，对女性参军的权利也没什么推动作用。我们这么说，或许是对她们太苛求了，但德意志的“花木兰”和中国的花木兰一样，都是值得琢磨和深思的。
1955年，联邦德国建立国防军之初，德军的作战部队仍然是不接纳女性的。在当时，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相当于宪法）第12条规定：“女性绝不可以承担使用武器的勤务。”不过女性能够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国防军服役。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改革，从2001年1月1日起，女性可以获得德军的任何岗位。《基本法》第12条也被修改为：“绝不可以强迫女性承担使用武器的勤务。”根据2022年7月的统计，联邦国防军共有23852名女性军人，占到全军的13%，其中6671人为女性军官。德国还计划将军队中女性的比例提升到15%。艾丽奥诺拉·普罗哈斯卡等女扮男装的英雄们泉下有知，也许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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